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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演李杨:不想用电影去贩卖黑暗、落后和苦难
北京青年报 发布时间:2022年06月22日 14:42
北京青年报
2022年06月22日 14:42

  15年前拍摄的电影《盲山》不久前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,该片导演李杨因“放弃《盲山》电影版权”而受到广泛关注。5月的一天,李杨导演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专访,李杨坦言,他一直在做电影、写剧本的路上,始终在看见、在思考、在表达。

  李杨自言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,在他看来,人生短暂,行动最重要。这段时间徜徉在川藏线神奇的山水之间,他更深切地体会到与大自然相比,人类渺小到无法形容。此番疫情之下的行走尤其令他感慨,“人一定要尊重大自然,不然定会遭到自然法则的惩罚,古今中外无一例外”。

  哪怕我不拍《盲山》,也应该关注

  为打击拐卖妇女做点贡献

  北青报:大家转发电影《盲山》的时候,您很快宣布说不追究版权问题,希望让更多人看到这部电影,为什么做这个决定?您因为这个事“火”了,觉得意外吗?

  李杨: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,我就想通过不追究版权这个行动,希望能帮助有类似被拐卖经历的人,使她们获得解救,或者能使她们的生活获得改善。其实15年前我拍《盲山》的目的,也是希望帮助这些人,希望社会上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能够消失。

  作为一个人,哪怕我不拍《盲山》,也应该关注拐卖妇女,为打击拐卖妇女做点贡献。现在好像一说贡献,人们老觉得是个宏大的口号,或者得做出多么大的事才叫贡献,实际上所有的贡献都是由一个一个人做的,是一件一件小事汇聚成的,比如遇到拐卖妇女这种事,哪怕一个人做出不沉默的表态,都可能会改变一个家庭或者一些人的命运。

  我没有想到《盲山》会引起这么大轰动,我碰到很多人,都跟我说看了电影之后想起自己小时候有过这种瞬间的被骗经历,比如有陌生人给她吃的喝的,以前没意识到是拐卖,现在回想起来,觉得很危险很害怕。从这点来说,我又觉得这个“轰动”是在我的希望之中。我希望这个事能引起轰动,而不是说我这个人引起轰动。我希望能够杜绝此类犯罪,帮助、保护那些被拐卖的妇女,让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不再有恐惧。

  北青报:有一些90后、00后年轻观众,他们留言说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导演,觉得您以前的电影真挺了不起的。看到这些反馈,您有没有感到有点意外之喜?

  李杨:得到更多的人认识,特别是被年轻人关注到,对我来说当然是件高兴的事,因为从中能看到一种希望。我为什么在《盲山》里设计了一个叫李青山的小孩?人们常说“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”,我在电影里特意让这个孩子保持了人性纯洁美好的一面,他的一个很小的动作,就使白雪梅有了被解救的希望。其实这也是我通过这个电影对生活寄予的一些希望和期盼。

  被再次关注到,对我个人来说没有觉得很意外,毕竟我从事的工作涉及公众面,没准儿什么时候就会因为某种事情让大众关注到。我认为这是正常的,我不觉得意外,也不会有什么惊喜。

  在我生命的底色里,刻着苦难的记忆

  因此对电影似乎天生有种使命感

  北青报:您好像一直对电影之外的东西都挺淡然的。

  李杨: 这可能和我成长过程中的家庭巨变有关,经过大起大落,可能我就宠辱不惊了吧。我1959年生人,生长在明星家庭里,有个很美好的童年。我母亲很早就参加地下党的剧团演出,她在东北小有名气。我父亲在“文革”前主演过两部电影,那时候他已经是明星了。我小时候生活在西安,60年代初西安有一条路叫文艺路,那里集中了京剧团、歌舞剧团、文工团、戏曲剧团、话剧团等六七个文艺单位。我的同学大部分是艺术大院的孩子,我们从小一起玩,玩过家家就是模仿大人们在舞台上排练话剧,我在这种氛围里长大。

  1968年父亲被打倒了,停发工资,关进“牛棚”。那时候要求我母亲和他划清界限,但是我母亲没那么做,她对我父亲不离不弃,我一直觉得我母亲很伟大。

  我13岁时,父亲去世了,家里一下子从富裕变得贫困,我们这种戴着“黑五类”“狗崽子”大帽子的人,上学、工作都很难,可我必须要为母亲分担,我很早就出去挣钱养家了,切身感受到人性里的各种险恶,可以说在我生命的底色里,刻着苦难的记忆。

  也因此,我对电影似乎天生有种使命感。

  北青报:为了完成电影梦想,您经历了很多事,比如成为国家话剧院演员、考上北京广播学院,又退学去德国留学,您觉得出国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,其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?

  李杨:最大的收获就是打开了我的思维定式,意识到认识世界不仅仅有一种方法。我现在常想一个问题,做文化的核心其实比的不是技术,也不是用词多么华丽,而是认识世界、认识人性、认识社会现实的深刻程度。这个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我来说很重要,而这些恰恰并不是课本教的。

  我印象很深,第一次回国时,我跑到最贵的商店想给我妈买礼品,想买最贵的名牌,但是那个售货员不经意地说:“最适合的就是最好的”,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哲学意味,商场里的这种利他主义,以及她的人生态度让我醍醐灌顶,甚至改变了我的价值观,我甚至想我到德国来要学什么?以前觉得要上最好的大学,进最好的专业,跟最好的导师,现在我觉得我要找到最合适我的专业。

  所以后来我换了四个学校,比如柏林大学已经非常好了,我又跑到别的学校,因为我要找到自己最对的东西。我考慕尼黑电影学院时,因为超过30岁的年龄线,所以不允许我参加考试,幸运的是,我去考科隆电影学院,他们看了我拍摄的作品说没问题,让我觉得30多岁的人也可以有新的机会,很是感念。

 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学习方法,那些教授不告诉你什么是对错,对和错是要自己去悟。上课时,我们可以反驳他,他也不会觉得我是教授、是系主任,我就是对的就是牛的。学生解读出自己的东西要靠思考,而不是靠灌输,我觉得这种“无为”的做法,对学生、对艺术是一个呵护。

  哪怕再辛苦也坚守着拍电影的梦想

  能用钱去实现自己的梦想,值了

  北青报:回头看您自己走的路后悔过吗?您又是如何一次次突破人生低谷的?

  李杨:从来没有后悔过,一丝一毫都没有,因为我不仅仅是为了学电影,更是去了解这个世界。

  那时很年轻,所谓无知者无畏。我出去之前根本不了解真正的国外是什么样,到了国外以后,发现很多东西跟我们电影里看到的都不一样。刚开始整个人是蒙圈的,根本找不到北。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你根本进不到人家的文化圈和生活圈,这个跟你有多少钱无关,文化的差异会带来巨大的失落。即便今天,这种文化的碰撞也是很多留学生都会遇到的问题,只不过有人适应快一点,有人适应慢一点。

  刚开始,我觉得虽然付出了很多代价,但毕竟在那个年代看见了世界的样子,我是值得的。1990年我探亲再回去,心态就不太一样了,我潜下心来融入当地社会,去了解他们的文化。那时候我打工就是为了要去实现自己的电影梦想,我所有的纪录片都是自己出钱拍,其实就是想要突围,哪怕再辛苦我也一直坚守着自己拍电影的梦想。

  1991年我去云南拍了反映摩梭人生活和文化的纪录片《妇女王国》,后来在德国电视台一个著名的妇女栏目播出。我拿着这部纪录片去报考赫赫有名的科隆影视传媒学院,读研究生,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。

  我28岁到德国,在德国待了将近15年,2000年底回来的时候已经40岁出头。我其实早就决定回国了,但40多岁才回来,就是为了要从经济上、思想上做好准备。1996年我硕士毕业之后,第一想法就是回国进电影厂,但回国后,我看到几乎每个电影制片厂都在卖地赚钱养活职工,后来听说国内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独立拍电影,我觉得能用钱去实现自己的梦想,值了。

  为了多准备些资金,我立刻飞回德国闷头赚钱。那时我就暗下决心,三年后必须回国拍电影。

  和刘庆邦老师在小饭馆签下了改编版权

  之后拍了一鸣惊人的《盲井》

  北青报:您回国就遇到黄建新导演,不久之后拍了处女作《盲井》,拿了一堆大奖,包括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艺术贡献银熊奖,这个经历真的难得。

  李杨:2000年,我接到黄建新导演的来信,说他要拍一部新片,问我愿不愿意回国做他的副导演。我毫不犹豫地立刻飞回北京,给黄建新导演当选角副导演,从筹备开始一直干到后期。我非常感谢黄建新导演给了我在剧组实践的机会,这些经验对于我后来拍《盲井》,有非常大的帮助。

  当我了解到中国出来一些低成本独立电影,我当时就觉得我也可以自己来拍。刚开始我拍电影很多人不理解,说明明不挣钱,还为啥自己花钱?很多人都劝我别投了。其实我对财富的观念向来觉得钱要花到自己喜欢的事上。直到现在,我也觉得我就爱电影,我喜欢它我就花在它身上,所以就不焦虑。如果说拍电影是为了赚钱,变成一个投资项目,不赚钱不就焦虑了吗?而且重要的一点,《盲井》是我自己喜爱的题材,自己喜欢的自己不投,再等着别人投,那不是一辈子做不出来吗?

  北青报:是不是因为您这种纯粹、执着,才比较顺利地拿到小说《神木》的版权,后来拍摄了《盲井》,当时具体经过是怎样的?

  李杨:2000年初,我租住在麦子店附近,在朝阳区图书馆办了一张借书证,没事就骑着自行车去那里看书、看杂志,想找一部适合的小说改编。后来我大学同学胡小叶给我提供了一个线索,他说你可以看看一部写煤矿生活的中篇小说《神木》。我在2000年3月号的《十月》杂志上翻找到了这部小说,连着读了好几遍,觉得淘到了一个宝。小说里对人性的善恶、挣扎,对金钱与道德的描写,深深打动了我,这也是我想通过电影表达的东西。我心里说,就是它了,就决定立刻买下《神木》的影视改编权。

  我第一次跟小说作者刘庆邦老师见面,就在书包里带了钱、合同,合同上的姓名我都打印好了,就是数字没填。我记得我们找了一家小饭馆,要了一盘煮花生米,一盘拍黄瓜,一盘凉拌豆腐丝和两瓶冰镇啤酒。一见面我就说了我的经历,很真诚地表示我一定要做这个事。刘庆邦挺赞赏,但他也跟我说有人把这个小说拿给别人看,别人都觉得拍电影肯定是拉不到赞助,赚不到钱。我也实话实说,我说我看上了这个故事,但我是个学生,准备用在德国打拼攒的钱来拍这部电影,我有信心把它拍好。刘老师非常友善,他改编费要得很合理,我们当场就签了合同,买下了改编权,我们还举杯庆贺合作成功。

 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

 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

  北青报:您拍“盲”系列时,对“盲”解读为“视而不见为盲”,您为什么要拍这个系列?

  李杨:当初我决定回来时就清楚地意识到,骨子里支撑我的仍然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传统。我想拍电影、想当导演当编剧的话,最理想的地方就是中国。因为这里有我的根,有我熟悉的人。我那时候已经在德国之声工作了,做播音员,做主持,条件挺好的。但是我不能说我因为爱国就回来,那太虚伪,太假了。实实在在是因为生我养我的地方才有我文化的根,我只有做自己文化的东西才最得心应手。

  对我来说,爱一个人才会希望他好,爱一个家才会想办法让它美好,没有人花大笔钱把别人家去装修一遍,对不对?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希望自己的家好,自己生活的地方也好。因为这个家是自己家,家里有些不好的角落,我才不会装看不见,才会想办法给它打扫干净。关心这个国家才希望这个国家好,这是人性里根儿上的东西。

  北青报:有人说看李杨的电影感到窒息;也有人说,李杨骨子里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。

  李杨:拍电影这么多年,可以说我经历过太多不为人知的艰辛。我不想用电影去贩卖黑暗、落后和苦难。我要讲的是人的故事,通过人的故事,展现真实的现实,展现人们的欲望与烦恼,人性的善与恶、纠结与挣扎、多面与复杂。我觉得除了实现电影梦之外,还要肩负起一种责任和义务。我希望用电影的形式尽量真实地把现实和人们的生存状态反映出来,进而记录下这个时代的故事。

  我希望通过揭露、批判当今社会中的某些阴暗和人性中的丑恶、贪婪、自私、凶残,来彰显人性中善良仁爱的光芒,以及社会中光明温暖的一面,套用我的好友、已故诗人顾城的一句诗: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。

  最近我不止一遍地看了《楚门的世界》,感慨良多。什么是真实的世界?我们要不要冒险去追求真相?我觉得这是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!

  希望能做出来一部中国的《辛德勒名单》

  对未来抱有希望,这也是我做事的动力

  北青报:您平时在生活中是什么状态?

  李杨:我基本上就是做自己愿意做的事,我是一个行动派,我觉得必须要行动,梦想是由行动实现的。比如我上大学是行动,出国还是行动,那时候出国必须要工作五年之后才批准,我就退学、辞职。人生短暂,我觉得行动是最重要的,一件事能做就赶快做,比如在修改《盲道》期间,我就想不如拿起笔梳理一下自己的电影生涯,也算写了人生中第一本书《一意孤行:李杨自述》。

  过了60岁以后,我尤其感觉时间越来越少,那就抓紧时间做点事,能抓紧时间玩就去玩一下,总之是不浪费时间。此外,我母亲瘫痪的七年间,我更多地要尽一个儿子的责任。去年我母亲走了,母亲去世以后,我觉得生命蛮脆弱的,如果很多事没做的话,就只能遗憾了,所以平时自己想吃什么就吃点,能出去旅游就出去走走。

  北青报:您目前在做什么?未来的创作方向会有变化吗?

  李杨:我之前拍的电影《不服》已经拿到龙标,我还写了一个剧本叫《墙内的战争》,是关于家暴的剧,也拿到拍摄许可证了,但是疫情之下大家都没什么意愿投电影。虽然现在不时会觉得无所适从,但我还挺崇尚犹太人的一句谚语,“吃到肚子里的饭是别人拿不走的,读到脑子里的书是别人拿不走的”,所以我就还好,万事不求人,但可以求己。

  未来的创作方向肯定会有一些改变,有很多现实主义题材能引起我心灵的震撼,但也有现实的难题,比如投资等等。我对历史也蛮感兴趣的,正在写一个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剧本。我原来拍过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,去年我把这部纪录片捐给了一个民间抗战博物馆,在那里看到很多东西,当时就决定写一个剧本。把真实史料变成有血有肉的人的故事,比较难的就是细节,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。现在剧本第一稿已经写出来了,还在修改。目前的创作阶段我只负责把这个故事写好,讲得动人。

  我个人觉得,中国还没有像《辛德勒名单》《钢琴家》这样反映中国抗日战争的电影。我希望我能做出来,并且有信心做下去。对未来抱有希望,这也是我做事的动力。

【编辑:张翀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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